■龔金平
作為第2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開幕影片，《醬園弄?懸案》（以下簡稱《醬園弄》）備受關注。此前，劇組在乍浦路北海寧路口搭建的醬園弄外景地，更是意外成了“網紅”打卡地。這部改編自真實案件的影片，不僅以史詩格局重構民國奇案，也恰與本屆電影節國際影展特別單元主題“和合共生：中外電影的百年共振”形成互文。也許，在電影節組委會看來，《醬園弄》正是那種既能展現本土文化特色又具備跨文化闡釋可能的作品，可成為世界讀懂中國敘事的一個切口。
以真實案件為藍本的電影創作，往往面臨兩種敘事路徑的抉擇：一是以紀實風格還原案件的偵破過程，將案件本身的離奇曲折作為核心，但給觀者的余味大多流于對人性或命運的淺層喟嘆；二是將案件作為時代棱鏡來折射社會肌理與人生奧義，這類作品多以社會批判或人生反思為旨歸，常能打造出具有思想深度的銀幕力作，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年）。
觀看《醬園弄》之前，觀眾可能將其與《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相提并論。《醬園弄》改編自發生在1945年的“醬園弄殺夫案”，觀眾對其的期待當然絕非簡單的案情還原，而是希望在兩個維度得到更深層的滿足：既要看到對舊時代社會圖景的真實再現與深邃批判，又要獲得超越時空的情感共鳴――這種共鳴，顯然不應僅停留于對人性復雜性的探究層面。
一
《醬園弄》以詹周氏殺夫案的偵破為敘事主線，其敘事面臨兩難選擇：若將案情處理得過于直白，難免讓觀眾感到索然無味；若刻意追求情節的跌宕，又可能使這部基于真實事件改編的影片失去現實的質感。在戲劇張力與歷史真實之間找到平衡點，成為考驗導演功力的關鍵所在。
演繹這樁民國奇案，人物塑造的真實感頗為重要。雖然，影片展現了詹周氏與丈夫詹云影相識的片段，但對兩人的背景鋪陳有點單薄。詹周氏的出身、成長軌跡與性格特征稍顯模糊，詹云影這個表面溫文爾雅的小職員，為何在結婚一年后就蛻變成沉迷賭博、實施家暴的惡魔，對此影片也語焉不詳……這些敘事留白，雖為觀眾保留了想象空間，卻也削弱了那種令人感觸良深的情緒內涵和心理沖擊力。
但不可否定，《醬園弄》在案件偵破階段的講述展現出嫻熟的敘事技巧。影片開場看似簡單明了：警探薛至武抵達現場時，詹周氏不僅未逃離，還親口認罪。就在觀眾以為案件告破之際，法醫認為還有第二件兇器的疑點，打破了表面的平靜。詹周氏拒不交代兇器去向，又暗示案件另有隱情。隨著詹周氏的突然翻供，調查指向曾介紹她去紗廠做工的張寶福，劇情似乎落入了“奸夫合謀”的俗套。然而，女記者西林的銳利反詰扭轉了情節走向：一個飽受賭徒丈夫折磨的女人，怎會再委身于另一個賭徒？當張寶福橫死街頭，案件偵破頓時又充滿變數。這樣抽絲剝繭、峰回路轉的敘事手法，既激發了觀眾的探究欲望，又讓最終真相的揭秘在懸念不斷疊加中積蓄了巨大的戲劇爆發力。
二
《醬園弄》的突破在于，將“懸案”敘事提升為關于女性生存的時代寓言，刻畫了那個時代女性在男權壓迫中的痛苦掙扎。作為影片中女性意識的代言人，西林這一角色的塑造盡管稍顯概念化，但其辛辣的筆鋒挑戰了那個時代的大眾固有認知。她為詹周氏發出的吶喊更是振聾發聵：這個被貧窮、饑餓、暴力圍困的女人，被束縛在“女性無權離婚”的牢籠里，法律的所謂公正從未眷顧過這樣的底層女性。
影片還通過一些關鍵場景的藝術表現來深化主題。詹周氏首次接受公審是在一個雨天，在垂直俯拍的暗調畫面里，記者們的黑傘構成一片陰郁的圖景。這種居高臨下的視角讓眾人顯得格外渺小，巧妙暗示了在腐敗公權力的陰影下，個體的公平訴求與社會正義如此微弱無力。這種富有象征意味的影像處理，將抽象的權力壓迫具象化為震撼的視覺語言。
影片開篇以平行剪輯的手法，交替表現警察勘查“醬園弄殺夫案”與劇院上演《娜拉出走記》的情景。《娜拉出走記》導演西林向觀眾宣稱，娜拉出走后不是只有墮落或歸來，而是必將開辟新天地，“一個決定為自己而活的女人，會有無數的可能”。然而，這位未經社會毒打的知識女性的豪言壯語，在殘酷現實面前顯得蒼白無力，她不僅無法拯救詹周氏，甚至連自己的生存都無法真正做到自立。當殺夫案引發社會轟動后，劇院立即停演西林的“進步”戲劇，轉而投市民所好，兜售獵奇情節。這進一步說明，當時的“女性解放”不過是精英階層的時髦口號，是小市民追逐的消費熱點，他們無意也無力實施社會的根本變革，因而其宣稱的性別平等終究是空中樓閣。
三
《醬園弄》的開場設計堪稱精妙：命案現場的鮮血，滴到樓下算命師宋瞎子的臉上，他渾然不覺，臉帶血跡走到街頭，通過路人的視角才引出驚天兇案。這種敘事手法既避免了全知視角的單刀直入，又以宋瞎子為媒介不動聲色地介紹了醬園弄的市井生態，為影片奠定了鮮活的現實底色。這一具有荒誕感的場景，不僅巧妙引出了案件，更諷刺了時代的集體盲目――影片中的各色人等，反而都不如宋瞎子活得心明眼亮。
影片通過人物群像的出場，揭示了一種普遍的“盲目性”。薛至武的盲目自信令他在記者面前夸下海口，最終卻因證據不足而導致庭審失控；詹周氏對夫權的盲目順從使其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詹云影對賭運的盲目迷信將其推向絕路；張寶福因對自身掌控力的盲目篤定而招致殺身之禍。可以說，《醬園弄》中多數人的命運，都源于其精神貧困狀態下的自主選擇。而這些選擇，則指向教育背景、成長經歷與社會環境共同編織的認知牢籠。無論是物質貧困造成的思維瓶頸，還是權力滋生的偏執自負，他們大都陷于“自我囚禁”的處境。影片因此超越了對時代風云或女性議題的表層探討，直指一個更本質的人生命題：拘囿于認知局限的人生選擇都有其盲目性，個體該如何為自己的選擇承擔后果，并在反思中獲得救贖。
影片通過兩個核心場景的視覺呈現，營造出令人窒息的壓抑氛圍。在醬園弄，影片頻繁采用俯仰視角和不規則構圖，讓交錯纏繞的電線如天羅地網般籠罩著弄堂；監獄場景中，則充斥著鐵柵欄及其投射的網狀陰影。在此基礎上，影片大量運用暗調影調、非常規拍攝角度與封閉式構圖，并配合著斗室、車廂、包廂、監獄等內景，讓觀眾對人物的處境感同身受。影片讓觀眾領悟到，比肉身的不自由更令人警醒的是，人物的思維惰性與慣性。正如女房東向薛至武講述詹周氏被家暴的事實時，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男人打女人嘛，總歸有他的道理，像我為什么就不會被打？”女房東可能并非冷血之人，但一定是精神被禁錮的可憐蟲。《醬園弄》最成功的地方，正是通過大量隱喻性的細節，讓觀眾在具象的囚禁畫面之外，去思考那些束縛人生的無形枷鎖。
《醬園弄》雖不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藝術高度，但其獨特的價值不容忽視：在犯罪懸疑的類型框架中，試圖探討女性覺醒與認知突破等社會議題。在商業類型與藝術表達之間，探索令人驚喜的平衡之路。這樣的《醬園弄》既保證了犯罪懸疑類型的觀賞性，又在社會議題探討與人生思考方面有所作為。
（作者系復旦大學藝術教育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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