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季媛媛 上海報道
生物醫藥產業是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當前，行業的創新發展正面臨基礎研究向臨床應用轉化的關鍵時期，臨床研究體系與原始創新之間的協同機制尚需完善，成果轉化路徑亦有待進一步拓寬。作為驅動生物醫藥產業升級的核心動力，臨床試驗在資源整合與效能釋放方面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1747年5月20日，蘇格蘭海軍軍醫詹姆斯·林德開啟了現代臨床試驗的先河的著名的“壞血病臨床試驗”，為紀念這一歷史性的時刻，將5月20日這一天定為“國際臨床試驗日”。值此之際，如何將前沿創新深度融入臨床試驗體系、構建高效轉化路徑以實現臨床研究成果向全產業鏈的價值轉化，成為業界廣泛關注的核心命題。通過開展高質量的臨床試驗，切實提升臨床研究質量與轉化效率，業內人士普遍認為，這將是推動生物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上海市藥品監督管理局黨組成員、二級巡視員張清在臨床試驗質量控制與行業發展研討會上指出，臨床試驗作為連接基礎研究與臨床應用的橋梁，是企業研究成果驗證、轉化上市的核心步驟，也是醫院提升臨床研究能力、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在科技創新驅動健康中國建設的大背景下，如何以更高標準、更嚴要求、更實舉措為臨床試驗賦能，是業界共同的責任與使命。
“上海臨床資源豐富，臨床試驗機構質量管理體系的持續改進和臨床試驗水平的不斷提升對生物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和推動作用?！睆埱逭f。
根據NMPA歷年藥品審評報告，NMPA受理的1類新藥IND品種數量自2017年以來逐年上升，2023年達到1241個，同比增長31.7%，創下近5年新高。
作為新藥研發的必經之路，臨床試驗屬于高度復雜的過程，包含數據采集、中心篩選、啟動、患者招募、試驗監查、臨床數據報告遞交及存檔等一系列環節，各環節之間需要高度協同，同時每個節點也都面臨嚴苛的監管要求。
自2017年以來，國內創新藥各期臨床試驗穩步上升（除2020年的Ⅰ期臨床數量略微下降），2022年略微放緩，但2023年又顯著回升，其中Ⅰ期臨床占比始終接近或超過50%。具體而言，2018—2020年，我國新藥臨床試驗數量為2,758條，其中化藥占比約60%，抗體類藥物研發已有探索。2021—2023年，我國新藥臨床試驗數量為5,216條，增長近一倍。其中，抗體偶聯藥物（ADC）的臨床試驗數量占比顯著增長，從1.8%躍升至4.9%，而雙特異性抗體的臨床試驗數量占比也同樣大幅提升，從1.5%增至4.6%。另外，以基因療法、溶瘤病毒、核酸藥物、細胞治療為代表的創新療法占比也在提高。
另據醫藥魔方數據，2017—2021年我國藥企注冊性臨床快速提升，受經濟回落、行業周期、資本收緊等影響，2022年總量有所下降，然而，2023年呈現顯著恢復態勢，全年注冊臨床試驗數量達到270個，已超越美國同期的222個。
臨床試驗作為生物醫藥產業發展的核心環節，不僅是新藥新療法從實驗室走向臨床應用的關鍵橋梁，更是確保患者安全、推動醫學進步的基石。近年來，上海市政府相繼發布了多項政策意見，例如《生物醫藥產業全鏈條發展若干意見》《臨床試驗質量的實施方案》，均強調了加強臨床研究體系和能力建設的重要性。
張清介紹，去年開始，上海作為全國唯二兩個省份參與了創新藥臨床試驗改革試點，將創新藥臨床試驗審評審批時限由 60 日壓縮至 30 日，為加速創新藥上市進程起到了積極作用。
根據官方披露的數據，過去的2024年，上海共有7款I類新藥、15款三類醫療器械獲國家藥監局批準上市，創新藥和創新醫療器械數量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
“近年來，新技術、新方法應用加速，創新產品研發迭代持續提速，多中心臨床試驗規模越來越大、臨床試驗設計的復雜程度越來越高，這都對臨床試驗質量控制的規范性、精準性、高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隨著我國加入ICH，藥品監管國際化進程加速，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質量是臨床試驗的生命線，只有筑牢質控防線，才能確保數據真實可靠、受試者權益充分保障、研究結果經得起科學和歷史的檢驗?！睆埱逭f。
“我們始終將臨床試驗質量監管作為重中之重，以提升臨床試驗質量、助力創新藥械研發上市為目標，持續完善制度體系、強化全鏈條監管、深化信息化賦能，推動全市臨床試驗機構實現高質量發展?！睆埱逖a充道，后續，將繼續以科學監管筑牢質量防線，以技術創新優化服務效能，以多方協同構建共治格局，為臨床試驗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保障。
臨床試驗是連接實驗室與市場的重要橋梁，既是確保產品安全有效的科學驗證環節，也是守護患者生命健康的關鍵通道，因此，各方在推動中國臨床試驗的發展中，必須遵循國際規范，著力提升質量控制效能。
對此，上海市藥理學會藥物臨床試驗專委會主任委員李雪寧建議，首先，搭建全流程質控體系，推動生物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醫療機構、申辦方及CRO、SMO企業等臨床試驗參與主體，以GCP為基石，共同搭建貫穿臨床試驗全生命周期的動態質量管理體系。從試驗設計、受試者招募，在每一個環節建立嚴格的質量把控機制，確保試驗數據真實、準確、完整、可溯源，共同持續推動生物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
其次，共建臨床試驗協同網絡，加快創新藥械臨床試驗速度。加強跨地區、跨機構合作，共建臨床試驗協同網絡。各參與方積極共享資源與經驗，在試驗流程管理、數據共享等多方面探索高效協作，提高試驗效率，共同為我國創新藥械提供高效優質的臨床驗證通道。
此外，探索新興技術應用，深化臨床試驗數智化進程。加強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在臨床試驗各環節的探索和應用。積極利用新方法、新工具，在確保試驗質量和水平的基礎上，持續提高工作效率與質量，進一步提高我國臨床試驗行業的數智化水平。
隨著全球數字化技術及硬件設備能力的快速迭代，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新型技術得以廣泛普及，電子臨床結局評估（eCOA）系統以及傳感器等數字化解決方案也隨之應運而生。數據顯示，近年來有近80%的研究運用eCOA，可穿戴傳感設備也被不少研究納入應用。臨床試驗正邁向更高的數智化和自動化。
此外，臨床試驗數字化程度不斷加深，伴隨著的是新型數據源的持續拓展及臨床試驗數據量的指數級攀升。這也為人工智能（AI）及機器學習技術的井噴式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20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數字化技術的高速發展，為應對紙質資料導致的試驗效率低下、數據準確性不足的挑戰，臨床試驗數字化的序章由此開啟。隨著臨床試驗日益復雜化、精準化，AI技術憑借其基于歷史數據的能力，在患者招募、試驗設計、數據管理以及運營優化等多方面提供全方位輔助，進而重塑生命科學的研發效率、運行模式與成本結構。
此前，中國藥科大學附屬上海高博腫瘤醫院院長、同濟大學附屬上海東方醫院終身教授李進在公開會議上也表示，在生物醫藥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借助數字化手段推動臨床試驗智能化成為趨勢，也只有這樣才能解決醫生工作負荷太大的問題。
“數字化是歷史的必然?，F如今，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圍很多行業里已經是如火如荼地開展。以我們中心的臨床研究為例，目前正有上百項研究如火如荼地進行，這給醫生帶來了極大的工作壓力。借助人工智能，我們期望能在減輕醫生負擔的同時，確保研究任務的順利完成。”李進說，將來人工智能會取代80%以上的醫生工作。
在確?；颊甙踩那疤嵯?，如何保證臨床試驗的“量質并舉”，更好地運用數據提高藥物研發質量，成為當下眾多藥物研發機構普遍關心的問題。
自2025年1月起，ICH E6（R3）的實施顯著地重塑了臨床試驗的設計與執行流程，對行業質量體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該指導原則中提及了針對新種類藥物和技術應用時應考慮的若干原則。
上海藥品審評核查中心藥理臨床核查部李剛指出，目前，藥物臨床試驗現場核查在進行現場檢查時需特別關注那些可能影響研究品種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環節與數據。
核查工作的基本原則是驗證現場資料的真實性、完整性與規范性，以及受試者的保護情況。核查要求依據法規明確，主要考察研究者職責的履行情況，包括受試者保護、執行方案、數據記錄和結果報告等方面。簡而言之，即比對申請人提交的注冊申報材料與現場觀察到的情況。有效性評估涉及多個方面，如研究人群、用藥準確性、合并用藥、數據獲取與分析等，但核心在于必須嚴格按照試驗方案進行記錄和報告，并確保數據處理的規范性。安全性影響因素，如不良事件（AE）和嚴重不良事件（SAE）的報告，可能存在漏報、誤判或誤報的情況，特別是合并用藥可能導致藥物暴露量增加時的漏報問題，以及試驗方案修訂是否經過倫理委員會嚴格審查等，這些都是關乎安全性和受試者權益的重要關注點。
以CAR-T而言，常規關注點同樣適用，且需特別關注其療效和安全性。例如，關于篩選入組，必須保存支持性的證明材料。需仔細核查既往病理學診斷的復印件、一線和二線治療的證明文件，以及影像學證據，確保疾病確實未緩解或復發，同時，實驗室檢查結果也必須嚴格符合方案規定；其次，采集環節也要求使用比色卡對采集物進行比色，這是質量控制的重要步驟。但在記錄中未見比色過程的相關記錄，這可能影響采集物的質量；再者，細胞制備環節在體外進行，需運送到符合條件的廠房。GMP檢查員將重點關注相關記錄，并核查檢驗放行記錄，因其與臨床過程密切相關。
此外，在臨床試驗邁入一個數智化的時代的過程中，也可能面臨很多方案的更改，亟需關注。例如，在做數據核查時，包括如跨病例報告表（Case Report Form）的邏輯核查，不是簡單地判斷是否超常，而是通過一系列數據核查，及時地捕捉風險，及時改正。
“在這個過程中，要盡所能把風險降到最低，這更多涉及預防性質的措施，以及必要的事后補救手段。”有藥企高管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臨床試驗的電子數據采集（EDC）系統是數據管理的核心入口，它通過各種電子設備和網絡技術將數據實時傳輸至統一的平臺。該平臺不僅整合了所有臨床試驗數據，還支持與病人自報、電子臨床結局評估（eCOA）、電子知情同意（eConsent）等數智化解決方案的無縫對接，從而提高數據的準確性和處理效率。
得益于政策對生物醫藥產業的持續扶持與推動，眾多企業對臨床試驗的重視程度顯著提升。這也要求各大機構基于對參與臨床試驗的患者制定合理臨床試驗方案，借力數字化的手段，加速實現臨床試驗數字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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