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陷竊聽風波 和解費近億美元
記者 趙天舒
通常情況下，蘋果手機的語音助手Siri會在用戶說出“Hi，Siri”時被喚醒，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用戶發現，即使他們沒有說出喚醒詞，Siri有時也會啟動，然后錄下他們的聲音。由此，多位美國的蘋果用戶認為手機偷聽了對話并將相關信息發給了第三方，于是通過集體訴訟的方式將蘋果公司告上法庭，蘋果公司已同意支付9500萬美元達成和解。
每臺設備20美元和解金
從iPhone 4S開始，蘋果將Siri語音助手植入手機中，只要用戶說出“Hi,Siri”就能將其喚醒，通過語音來操作手機。但隨時待命的語音助手，需要一直將麥克風運行，才能在用戶說出“Hi,Siri”時迅速執行命令。
這就讓用戶懷疑，在沒有說出“Hi,Siri”時，手機是否也在監聽呢？2019年7月，一位蘋果公司的承包商向英國《衛報》透露，在幫助蘋果公司處理Siri數據時，經常會聽到機密醫療信息甚至涉及非法交易的信息，而這是他們公司為Siri語音助手提供質量控制或“評分”工作的一部分。這些錄音還附帶顯示位置、聯系方式和應用程序數據等信息。當年8月，部分美國用戶對蘋果發起集體訴訟，其中幾位原告認為，自己與醫生的隱私對話、與朋友的對話被Siri錄音，并被用于廣告推送。
原告表示，蘋果設備經常會在用戶無意間激活Siri后記錄下他們的私人對話，并將對話的內容透露給廣告商等第三方。例如，有兩名原告稱，他們在對話中提到了AJ運動鞋和連鎖餐廳橄欖園，隨后就被推送了這些品牌的廣告。另一名原告稱，他和醫生私下討論某品牌的治療方案后，也被推送了有關廣告。
為此，蘋果公司表示愿意與原告方達成和解并支付9500萬美元。根據和解方案，自2014年9月17日至2024年12月31日，在美國購買并使用搭載Siri的蘋果設備的消費者，每臺設備可獲取20美元和解金，每人最多領取5臺設備和解金。蘋果公司還表示，他們已經刪除了在2019年10月前收集的與Siri相關的個人音頻記錄，并承諾將不會在未來收集任何此類數據。
這份和解協議于當地時間2024年12月31日提交至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聯邦法院，需要獲得法官的批準方可生效。該案的律師提議于今年2月14日舉行法庭聽證會，以審查和解條款。
報道提及，蘋果公司2024財年凈利潤達到937.4億美元，9500萬美元僅相當于該公司9小時的利潤。此外，原告律師可能要求從和解基金中撥款最多2960萬美元來支付他們的費用和其他開支。
蘋果的隱私宣言
蘋果公司稱，外包公司靠這些錄音來評估Siri的服務質量。不過，蘋果并未明確告知用戶被錄音和分析的情況，比如是真人在分析還是機器在分析，這些錄音行為也沒有排除用戶無意中觸發Siri的情況。
但一直以來，蘋果以保護用戶隱私為產品最大的賣點。蘋果公司曾為保護用戶隱私打出宣言：“在iPhone里發生的，就只會留在iPhone上。”此前，谷歌和Facebook都因處理用戶信息不當而被罰款。
蘋果CEO庫克曾抨擊Facebook等互聯網公司濫用用戶數據，并稱蘋果與這些企業最大的不同是蘋果的商業模式并不是基于廣告。報道指出，圍繞Siri的指控與蘋果公司長期以來“保護客戶隱私”的承諾相違背，庫克多次強調隱私是“基本人權”。值得一提的是，蘋果公司在同意和解的同時，否認存在任何不當行為。
不過，隨著美國對科技巨頭平臺掀起更加嚴厲的審查，蘋果在未來或許也很難不受審查波及。更何況公司的盈利模式已經發生改變，隨著未來服務業務收入的不斷增長，蘋果勢必將更多地通過針對用戶數據的精準分析來為其推送服務。
此前多家科技媒體曝出，蘋果用戶通過iPhone的FaceTime功能撥打電話后，無論對方是否接聽，只要在群組功能中加入自己的號碼，就可以聽到對方手機麥克風傳來的聲音。這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偷聽對方談話。
為此，蘋果修復了其FaceTime視頻通話服務中的隱私問題，同時表示對FaceTime服務進行徹底的安全審核，并對FaceTime應用程序和服務器進行了額外的更新，以提高安全性。
維權難在哪
近年來，不少科技公司頻繁因侵犯用戶隱私問題面臨訴訟。2023年，亞馬遜及其子公司曾支付超過3000萬美元，以和解針對其Ring門鈴攝像頭及Alexa語音助手侵犯隱私的指控。另一起針對谷歌語音助手的類似訴訟正在加利福尼亞州圣何塞聯邦法院審理，原告代理律師和“蘋果案”律師來自同一律師事務所。
事實上，不少國內用戶也曾反映自己在聊天中提到某款商品，購物車或平臺很快就會出現相關推薦，但苦于沒有明確證據舉證。這種情形究竟是“偷聽”還是基于“算法”的“精準推薦”服務？
互聯網專家李鐵軍介紹，不僅僅是語音助手，我們日常遇到可能泄露隱私的渠道還有不少，一些軟件會違規調用麥克風錄音，一些公司還可能對敏感數據的“脫敏”不到位，還有部分硬件設備也會內置“后門”，而正規設備，也有被黑客攻擊的可能。
但消費者所面臨的一大問題是，查明隱私泄露渠道非常困難。李鐵軍表示：“比如在跟朋友對話，然后突然就在廣告中發現和自己對話有關聯的一個廣告信息，以前還有一些廠商分析過，發現過類似的風險是有證據的。泄露渠道太多了，根本就找不著到底是哪一個地方的問題，回溯泄露到底是什么造成的，成本極高，而且可能根本就無從下手，你不知道是哪個渠道出去的。”
長期關注互聯網問題的法律人士董毅智介紹，語音助手、人工智能作為全新技術，用戶很難知曉自己的權益哪里受損、被誰侵害，也很難取證，這給訴訟帶來難題。集體訴訟，也就是我國的“代表人訴訟”，應該可以在消費維權領域發揮相關作用。
董毅智說：“作為普通用戶，他沒有這些專業的能力，無論從法律層面還是技術層面，我們無法取證，甚至整個流程怎么去保護相關的證據？怎么讓自己的證據符合相關的法律規定？這是非常難的。第二點從成本的角度，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甚至代表大多數人去維護權益的情況下，怎么承擔成本，誰來承擔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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