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發展會導致工人被替代，那么被替代的工人去哪里了呢？歷史上，人們對此做過一些分析，我總結為四種可能性。
關于技術沖擊下就業可能性的四個概念
第一，“索洛生產率悖論”。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索洛教授說出一句名言：“我們到處都看得見計算機，就是在生產率統計方面看不見計算機”。盡管計算機技術飛速發展，但是生產率并沒有隨之提高，這就產生一個悖論。如何解釋這個悖論？很多學者都試圖通過研究去找答案。我認為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美國和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上都可以看到，新技術不是普照之光、雨露均沾，使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企業、地區和行業是不均衡的，只有具備條件的才會使用，這個時候就產生了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企業會減少對人工的使用，生產率進一步提高。被裁減的這部分人會經歷失業，最終流向生產率本來就偏低的部門，特別是服務行業，工資和生產率都進一步降低。從全社會的角度看，生產率沒有明顯的提高，因為生產率提高和降低的效果互相抵消。過去有人研究發現，至少從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的一段時間里，美國的就業增長中沒有一個崗位來自制造業，所有新增崗位都是服務行業，主要是社會保障等領域，這些領域的勞動生產率低于制造業，所以美國沒有出現勞動生產率的顯著提高，同時很多人的收入還下降了。
第二，“鮑莫爾成本病”。在全社會勞動生產率整體較高的情況下，總會有一些部門的生產率不能提高，比如理發行業，從過去的剃頭師傅到后來的理發師、美容師、形象設計師，不管怎么稱呼，也不管用多么高端的化妝品，只能逐個完成理發過程，不可能通過機械化同時給好幾個人理發，因此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由于人們都有理發的需求，理發師的收入也會不斷提高，與全社會平均收入水平大體同等。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鮑莫爾最早提出這個現象的時候，是以表演藝術市場為例的。比如歌劇，從過去的人工拉幕變成由機器完成，在場景中增加了現代科技應用，但是演員規模和表演方式沒有本質變化，所以勞動生產率沒有明顯提高。盡管如此，人們愿意花錢聽看歌劇、音樂劇、交響樂，此外，國家還要對這些行業進行補貼。這是以整體勞動生產率提高為基礎，保留一些勞動生產率沒有提高的行業，使其仍可生存。
第三，“阿西莫格魯正確的AI（人工智能）”。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阿西莫格魯指出，AI（人工智能）在教育醫療領域、增強現實、虛擬現實等領域的應用，都屬于“正確的”方向，可以少破壞崗位、多創造就業或者分享勞動生產率。
第四，“凱恩斯可能性展望”。1930年，正值世界經濟大蕭條期間，大家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未來堪憂，在一片悲觀的海洋里，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發表了一篇名為《我們孫輩的經濟可能性》的文章。他預言，100年以后勞動生產率會提高8-10倍，每人每周只需要工作15個小時。凱恩斯在文章中寫道：“這是人類自被創造以來，第一次面對他真實、永恒的困境，即如何打發休閑時光”。勞動生產率達到很高的水平，社會財富充分涌流，人們當然不需要工作那么長時間。你的工作不需要別人支付報酬，國家可以支付。你可以休息，也可以工作，做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情。凱恩斯對未來的展望，不像一個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的想法，更像馬克思主義的想法。馬克思和恩格斯講到兩種分配方式：一種是按勞分配，付出多少勞動就得到多少報酬，如果不這樣分配，大家都不工作，不能養活自己，更不能養活這個社會；另一種分配方式，按照馬克思的設想，在未來生產率提高之后，財富充分涌流，可以按需分配。按需分配在就業上的表現是，我可以白天務農、打魚，晚上參加一個辯論會，回家以后寫一篇文藝評論。當勞動生產率足夠高的時候，就有了人的全面發展，有些事即使沒有報酬你也愿意做。凱恩斯展望的是一種可能性，但是在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權利設想這個可能性。
解決問題的出路在哪里
回到現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我們的新就業形態，包括靈活就業、非正規就業等，會出現以往的崗位消失，只能退而求其次的情景。國際勞工組織對非正規就業的定義是“制度化經濟結構之外的經濟活動”，比如地下經濟、家庭幫工、自我雇傭等。我國對非正規就業沒有正式定義，也沒有正規統計。但是中國有一個特殊的表現，可以從分部門、分單位的就業相關指標來觀察哪些具有非正規就業特征，最后我們發現有三個集中的特點：第一，不是在單位就業，而是零工或者派遣工；第二，不在公有制部門，可能在私營經濟、個體經濟；第三，可能沒有常住地的戶口。
我們有一個概念叫非單位就業，在私營部門和非單位就業的人數高達3.1億，非單位就業不能直接稱為非正規，但其非正規的性質比較明顯。還有一個概念即靈活就業人員，官方統計數字是超2億人。還有一個最窄的口徑，就是中華全國總工會調查的新就業形態，主要是大卡車司機、網約車司機、快遞員等，新就業形態的人員目前是8400萬。由于勞動力市場的波動、替代和調整，出現了非正規就業、非單位就業、靈活就業的新就業形態，這是目前的狀況。
解決問題的出路在哪里？當受到就業沖擊、面臨被機器替代的時候，你只能寄希望于兩個方面：一是自己的技能和人力資本，這可以通過教育和培訓獲得；二是社會保障或社會福利，這是國家提供的。
阿西莫格魯認為，由于中間勞動力短缺，所以這部分崗位率先實現自動化，其結果就是留下“一老一小”。中國也有這個趨勢，是人口老齡化的一個特征。我們從2000年人口普查（“五普”）和2020年人口普查（“七普”）的數據看一下人口結構。“五普”的時候，在全部15-65歲勞動年齡人口中，中間段人口的占比還很高，但到“七普”的時候已經大幅度下降，這意味著“一老一小”問題更加突出。“一老一小”表現的是一種不利的人力資本組合。年輕人的優勢是受教育程度高，劣勢是沒有工作經驗。老年人的劣勢是受教育程度低，優勢是工作經歷豐富。所以對于“一老”和“一小”來說，人力資本都有優有劣。中間段的勞動力相對來說具有一個合理的人力資本組合，受教育程度高于老年人，工作經歷強于年輕人。但是由于中間段的人口在減少，所以“一老一小”是我們關注的重點，要以不同方式來補他們人力資本的短板。
人工智能的發展會導致工人被替代，那么被替代的工人去哪里了呢？歷史上，人們對此做過一些分析，我總結為四種可能性。
關于技術沖擊下就業可能性的四個概念
第一，“索洛生產率悖論”。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索洛教授說出一句名言：“我們到處都看得見計算機，就是在生產率統計方面看不見計算機”。盡管計算機技術飛速發展，但是生產率并沒有隨之提高，這就產生一個悖論。如何解釋這個悖論？很多學者都試圖通過研究去找答案。我認為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美國和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上都可以看到，新技術不是普照之光、雨露均沾，使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企業、地區和行業是不均衡的，只有具備條件的才會使用，這個時候就產生了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企業會減少對人工的使用，生產率進一步提高。被裁減的這部分人會經歷失業，最終流向生產率本來就偏低的部門，特別是服務行業，工資和生產率都進一步降低。從全社會的角度看，生產率沒有明顯的提高，因為生產率提高和降低的效果互相抵消。過去有人研究發現，至少從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的一段時間里，美國的就業增長中沒有一個崗位來自制造業，所有新增崗位都是服務行業，主要是社會保障等領域，這些領域的勞動生產率低于制造業，所以美國沒有出現勞動生產率的顯著提高，同時很多人的收入還下降了。
第二，“鮑莫爾成本病”。在全社會勞動生產率整體較高的情況下，總會有一些部門的生產率不能提高，比如理發行業，從過去的剃頭師傅到后來的理發師、美容師、形象設計師，不管怎么稱呼，也不管用多么高端的化妝品，只能逐個完成理發過程，不可能通過機械化同時給好幾個人理發，因此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由于人們都有理發的需求，理發師的收入也會不斷提高，與全社會平均收入水平大體同等。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鮑莫爾最早提出這個現象的時候，是以表演藝術市場為例的。比如歌劇，從過去的人工拉幕變成由機器完成，在場景中增加了現代科技應用，但是演員規模和表演方式沒有本質變化，所以勞動生產率沒有明顯提高。盡管如此，人們愿意花錢聽看歌劇、音樂劇、交響樂，此外，國家還要對這些行業進行補貼。這是以整體勞動生產率提高為基礎，保留一些勞動生產率沒有提高的行業，使其仍可生存。
第三，“阿西莫格魯正確的AI（人工智能）”。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阿西莫格魯指出，AI（人工智能）在教育醫療領域、增強現實、虛擬現實等領域的應用，都屬于“正確的”方向，可以少破壞崗位、多創造就業或者分享勞動生產率。
第四，“凱恩斯可能性展望”。1930年，正值世界經濟大蕭條期間，大家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未來堪憂，在一片悲觀的海洋里，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發表了一篇名為《我們孫輩的經濟可能性》的文章。他預言，100年以后勞動生產率會提高8-10倍，每人每周只需要工作15個小時。凱恩斯在文章中寫道：“這是人類自被創造以來，第一次面對他真實、永恒的困境，即如何打發休閑時光”。勞動生產率達到很高的水平，社會財富充分涌流，人們當然不需要工作那么長時間。你的工作不需要別人支付報酬，國家可以支付。你可以休息，也可以工作，做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情。凱恩斯對未來的展望，不像一個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的想法，更像馬克思主義的想法。馬克思和恩格斯講到兩種分配方式：一種是按勞分配，付出多少勞動就得到多少報酬，如果不這樣分配，大家都不工作，不能養活自己，更不能養活這個社會；另一種分配方式，按照馬克思的設想，在未來生產率提高之后，財富充分涌流，可以按需分配。按需分配在就業上的表現是，我可以白天務農、打魚，晚上參加一個辯論會，回家以后寫一篇文藝評論。當勞動生產率足夠高的時候，就有了人的全面發展，有些事即使沒有報酬你也愿意做。凱恩斯展望的是一種可能性，但是在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權利設想這個可能性。
解決問題的出路在哪里
回到現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我們的新就業形態，包括靈活就業、非正規就業等，會出現以往的崗位消失，只能退而求其次的情景。國際勞工組織對非正規就業的定義是“制度化經濟結構之外的經濟活動”，比如地下經濟、家庭幫工、自我雇傭等。我國對非正規就業沒有正式定義，也沒有正規統計。但是中國有一個特殊的表現，可以從分部門、分單位的就業相關指標來觀察哪些具有非正規就業特征，最后我們發現有三個集中的特點：第一，不是在單位就業，而是零工或者派遣工；第二，不在公有制部門，可能在私營經濟、個體經濟；第三，可能沒有常住地的戶口。
我們有一個概念叫非單位就業，在私營部門和非單位就業的人數高達3.1億，非單位就業不能直接稱為非正規，但其非正規的性質比較明顯。還有一個概念即靈活就業人員，官方統計數字是超2億人。還有一個最窄的口徑，就是中華全國總工會調查的新就業形態，主要是大卡車司機、網約車司機、快遞員等，新就業形態的人員目前是8400萬。由于勞動力市場的波動、替代和調整，出現了非正規就業、非單位就業、靈活就業的新就業形態，這是目前的狀況。
解決問題的出路在哪里？當受到就業沖擊、面臨被機器替代的時候，你只能寄希望于兩個方面：一是自己的技能和人力資本，這可以通過教育和培訓獲得；二是社會保障或社會福利，這是國家提供的。
阿西莫格魯認為，由于中間勞動力短缺，所以這部分崗位率先實現自動化，其結果就是留下“一老一小”。中國也有這個趨勢，是人口老齡化的一個特征。我們從2000年人口普查（“五普”）和2020年人口普查（“七普”）的數據看一下人口結構。“五普”的時候，在全部15-65歲勞動年齡人口中，中間段人口的占比還很高，但到“七普”的時候已經大幅度下降，這意味著“一老一小”問題更加突出。“一老一小”表現的是一種不利的人力資本組合。年輕人的優勢是受教育程度高，劣勢是沒有工作經驗。老年人的劣勢是受教育程度低，優勢是工作經歷豐富。所以對于“一老”和“一小”來說，人力資本都有優有劣。中間段的勞動力相對來說具有一個合理的人力資本組合，受教育程度高于老年人，工作經歷強于年輕人。但是由于中間段的人口在減少，所以“一老一小”是我們關注的重點，要以不同方式來補他們人力資本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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