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主題為“中醫藥突破人類重大疾病治療的新認識”的香山科學會議上，“70%”是被與會專家反復提及的數字——癌癥、心腦血管疾病、精神疾病等重大疾病導致的死亡人數占中國每年總死亡人數70%以上。
然而，對于攻克這類具有高死亡率的疾病，中西醫治療的手段和效果均有限。“主要原因在于重大疾病的發病機制復雜，會多因素、多范圍、多方向地損傷患者機體。僅通過單一途徑、單一靶點、單一模式的藥物治療重大疾病，難以實現根治效果。”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研究員譚余慶認為，多模態藥物組方的思路或將成為中醫藥治療重大疾病的“鑰匙”。
與會專家從中醫組方原理與成分歸屬分析，研討了組合藥物研發的意義。
中醫組方原理指導新藥開發
“多模態藥物是一種創新型的藥物概念。”譚余慶介紹，它從產生重大疾病的原因出發，將多種治療模式整合到一個藥物分子或多個藥物分子構成的組合藥物，或是新的藥物遞送系統中。
“這類高效性藥物能多途徑、多靶點、多因素地阻斷和對抗疾病，誘導人體內多個要素成分發揮作用，從而達到治療效果。”譚余慶以癌癥治療舉例，一個多模態藥物可能同時具有疾病診斷、靶向治療等多種功能：既能靶向癌細胞，又能在到達癌細胞后，通過成像組件幫助醫生觀察藥物在患者體內的位置，還同時具備可釋放治療藥物的結構。
北京中醫藥大學副校長、教授王停介紹了中醫藥治療病毒性肺炎的成功案例。他說，該校通過創新中藥復方藥效作用機制及物質基礎研究模式，明確了相關自主研發藥物的藥效作用，從機理上“說明白講清楚”中醫藥治療病毒性肺炎的科學內涵，為全球防治呼吸系統病毒感染性疾病提供了“中醫藥智慧”。
與會專家認為，多模態藥物可以用于攻克癌癥和急性上呼吸道病毒性疾病的治療。按照中醫組方原理，將有效單體成分按照多成分、多途徑、多靶點的作用模式開發成組合藥物，是新藥開發的重要手段。
“從中藥中提取有效單體化合物或有效部位，是未來重大疾病治療的關鍵環節。”中國工程院院士張伯禮在會議致辭中表示，青蒿素的成功應用，就展示了中藥單體化合物在現代醫學中的廣闊應用前景。
指導多模態藥物研究的理論基礎是中醫組方原理。“組方用藥不是簡單堆砌藥物，而是按照一定的組方原則，選擇適當藥物配伍而成。這種組方以中醫的‘君臣佐使’理論為指導。”譚余慶介紹。
多模態藥物的有效成分群聯合作戰、各有分工，在防治疾病中發揮不同作用。以經典名方桂枝湯為例，其組方由桂枝、芍藥、生姜、大棗和甘草五藥組成。方劑中“君藥”又稱主藥，在方劑中對主病、主證起主要治療作用，如桂枝；“臣藥”又稱輔藥，是輔助“君藥”加強治療主病、主證的藥物，是針對兼病、兼證起主要治療的藥物，如芍藥；“佐藥”即佐助藥，起配合“君臣藥”加強治療的作用，或消除減輕“君臣藥”的毒性，如生姜、大棗；“使藥”即引經藥，能引方中諸藥直達病所，或調和方中諸藥的作用，如甘草。
中藥和西藥并非替代關系
大多數中藥在療效強度上往往難以與西藥匹敵，重大疾病治療為何還需要中醫藥輔助？“其實，中醫和西醫在增效、減毒、新靶點發現方面均存在高度互補性。一味追求中藥超越甚至替代西藥是不現實的，二者本來就不是‘替代’或‘取舍’的關系。”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用植物研究所研究員齊云說。
在齊云看來，現代西醫重“病”，而中醫卻重“證”，二者恰恰應相輔相成。“尤其是對于病機多變、病程漫長的重大疾病，雖然都是一個疾病，但其‘證’卻瞬息萬變。”齊云建議，未來要順應中醫藥自身特點及其在重大疾病治療中扮演的角色，有效開展臨床研究。比如，針對西醫確有療效但仍存在治療缺陷的病種，臨床設計應重點考察有無中醫藥輔助治療時的療效差異；在中醫藥輔助治療時，也不可固守一方一藥，應謹遵“辨證施治”，根據不同時期“證”的差異采用不同組方。
與會專家還就科技賦能中醫藥、中醫飲片質量標準化和質量等級分級等問題展開討論。譚余慶認為，多模態藥物研發需應用人工智能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在藥物研究數據收集與模型訓練、活性成分預測、成分篩選與優化、方劑組成分析與學習、新方劑的生成與推薦，以及輔助診斷和療效評估等方面具有巨大應用前景。
專家呼吁，多模態是一個復雜的綜合系統，需要進一步明確中藥成分和主要的作用機理，強化標準建設，同時需要凝聚各方共識，點狀突破。
“中醫藥是中華文明的瑰寶，希望大家傳承精華、守正創新、互學互鑒，為中醫藥治療重大疾病提出新思想、新探索。”屠呦呦也在書面致辭中殷切希望。
近日，在主題為“中醫藥突破人類重大疾病治療的新認識”的香山科學會議上，“70%”是被與會專家反復提及的數字——癌癥、心腦血管疾病、精神疾病等重大疾病導致的死亡人數占中國每年總死亡人數70%以上。
然而，對于攻克這類具有高死亡率的疾病，中西醫治療的手段和效果均有限。“主要原因在于重大疾病的發病機制復雜，會多因素、多范圍、多方向地損傷患者機體。僅通過單一途徑、單一靶點、單一模式的藥物治療重大疾病，難以實現根治效果。”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研究員譚余慶認為，多模態藥物組方的思路或將成為中醫藥治療重大疾病的“鑰匙”。
與會專家從中醫組方原理與成分歸屬分析，研討了組合藥物研發的意義。
中醫組方原理指導新藥開發
“多模態藥物是一種創新型的藥物概念。”譚余慶介紹，它從產生重大疾病的原因出發，將多種治療模式整合到一個藥物分子或多個藥物分子構成的組合藥物，或是新的藥物遞送系統中。
“這類高效性藥物能多途徑、多靶點、多因素地阻斷和對抗疾病，誘導人體內多個要素成分發揮作用，從而達到治療效果。”譚余慶以癌癥治療舉例，一個多模態藥物可能同時具有疾病診斷、靶向治療等多種功能：既能靶向癌細胞，又能在到達癌細胞后，通過成像組件幫助醫生觀察藥物在患者體內的位置，還同時具備可釋放治療藥物的結構。
北京中醫藥大學副校長、教授王停介紹了中醫藥治療病毒性肺炎的成功案例。他說，該校通過創新中藥復方藥效作用機制及物質基礎研究模式，明確了相關自主研發藥物的藥效作用，從機理上“說明白講清楚”中醫藥治療病毒性肺炎的科學內涵，為全球防治呼吸系統病毒感染性疾病提供了“中醫藥智慧”。
與會專家認為，多模態藥物可以用于攻克癌癥和急性上呼吸道病毒性疾病的治療。按照中醫組方原理，將有效單體成分按照多成分、多途徑、多靶點的作用模式開發成組合藥物，是新藥開發的重要手段。
“從中藥中提取有效單體化合物或有效部位，是未來重大疾病治療的關鍵環節。”中國工程院院士張伯禮在會議致辭中表示，青蒿素的成功應用，就展示了中藥單體化合物在現代醫學中的廣闊應用前景。
指導多模態藥物研究的理論基礎是中醫組方原理。“組方用藥不是簡單堆砌藥物，而是按照一定的組方原則，選擇適當藥物配伍而成。這種組方以中醫的‘君臣佐使’理論為指導。”譚余慶介紹。
多模態藥物的有效成分群聯合作戰、各有分工，在防治疾病中發揮不同作用。以經典名方桂枝湯為例，其組方由桂枝、芍藥、生姜、大棗和甘草五藥組成。方劑中“君藥”又稱主藥，在方劑中對主病、主證起主要治療作用，如桂枝；“臣藥”又稱輔藥，是輔助“君藥”加強治療主病、主證的藥物，是針對兼病、兼證起主要治療的藥物，如芍藥；“佐藥”即佐助藥，起配合“君臣藥”加強治療的作用，或消除減輕“君臣藥”的毒性，如生姜、大棗；“使藥”即引經藥，能引方中諸藥直達病所，或調和方中諸藥的作用，如甘草。
中藥和西藥并非替代關系
大多數中藥在療效強度上往往難以與西藥匹敵，重大疾病治療為何還需要中醫藥輔助？“其實，中醫和西醫在增效、減毒、新靶點發現方面均存在高度互補性。一味追求中藥超越甚至替代西藥是不現實的，二者本來就不是‘替代’或‘取舍’的關系。”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用植物研究所研究員齊云說。
在齊云看來，現代西醫重“病”，而中醫卻重“證”，二者恰恰應相輔相成。“尤其是對于病機多變、病程漫長的重大疾病，雖然都是一個疾病，但其‘證’卻瞬息萬變。”齊云建議，未來要順應中醫藥自身特點及其在重大疾病治療中扮演的角色，有效開展臨床研究。比如，針對西醫確有療效但仍存在治療缺陷的病種，臨床設計應重點考察有無中醫藥輔助治療時的療效差異；在中醫藥輔助治療時，也不可固守一方一藥，應謹遵“辨證施治”，根據不同時期“證”的差異采用不同組方。
與會專家還就科技賦能中醫藥、中醫飲片質量標準化和質量等級分級等問題展開討論。譚余慶認為，多模態藥物研發需應用人工智能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在藥物研究數據收集與模型訓練、活性成分預測、成分篩選與優化、方劑組成分析與學習、新方劑的生成與推薦，以及輔助診斷和療效評估等方面具有巨大應用前景。
專家呼吁，多模態是一個復雜的綜合系統，需要進一步明確中藥成分和主要的作用機理，強化標準建設，同時需要凝聚各方共識，點狀突破。
“中醫藥是中華文明的瑰寶，希望大家傳承精華、守正創新、互學互鑒，為中醫藥治療重大疾病提出新思想、新探索。”屠呦呦也在書面致辭中殷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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